资源型地区的转型路径，已然成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如何破除“资源诅咒”（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地区经济增长得更慢）、达成绿色低碳转型，是山西等资源型地区所面临的现实难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高级顾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韩文科指出，资源型地区的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策引导、产业重构和机制创新这三个层面协同推进。

（来源：能源评论•首席能源观  文|本刊记者 张越月）

首先，国家层面需构建有利于转型的长效机制，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等举措，为转型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与资金支持。

其次，地方应依托自身比较优势，推动产业结构多元化，培育接续替代产业。既要对传统能源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也要积极布局新兴产业，借助零碳园区等模式，构建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再次，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培育能源要素市场、发展绿色金融、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和产业转型，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投入的转型格局，使资源型地区在市场化改革中重焕生机与活力。

2025年12月13日，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光伏发电基地银装素裹。近年来，芮城县大力发展绿色清洁新能源，形成了以风、光、生物质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发电的新格局，实现了生态保护和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一煤独大”到“多业同兴”

《能源评论》：山西的能源资源特点如何，和周边资源型省份有哪些异同？

韩文科：山西煤炭资源极为丰富，长期以来，为国家煤炭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2025年，山西省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总产量达13.05亿吨，占全国同期产量的27%。

然而，山西的产业一度对煤炭的依赖程度极高。过去，当地经济发展深受煤价波动的影响，非煤产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也因产业发展受到影响，尤其是水资源。此外，煤电、煤化工、焦炭等就地加工转换产业规模庞大，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

从煤炭产量来看，山西与内蒙古、陕西三省（区）长期位居全国前列。尽管三省（区）均为资源型省份，但经济结构差异显著。陕西年产煤7亿多吨，主要集中在陕北地区，关中、陕南产煤很少或基本不产煤，煤炭对各地市经济的影响较为分散，不像山西那样全省依赖。此外，陕西拥有航空、重大装备、汽车制造等产业，高校众多、人才汇聚、科技创新能力强，经济多元化程度远高于山西。

内蒙古的转型优势更为突出。其煤炭产量与山西相近，均多年超过10亿吨。但内蒙古的煤炭和煤电产业主要分布在蒙西和蒙东，分布相对集中。鄂尔多斯既是产煤大市，又是新能源资源富集区，吸引产业转移和集聚的条件比山西优越得多。加之当地以牧区为主，草原荒漠面积广阔，国家支持在符合条件的荒漠化土地上建设光伏项目，既能实现清洁能源转型，又能带动牧民增收。

《能源评论》：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给山西推进能源革命带来哪些挑战？

韩文科：山西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产煤城市众多且分布广泛。山西全省煤炭年产量为12亿至13亿吨，晋中、吕梁等地的多个县市区产煤量高达1亿至2亿吨，地区经济对煤炭的依赖程度极高，转型压力巨大。二是地理环境呈半封闭状态，山西西部与黄河相隔，东部和南部有太行山脉阻挡，与河南、河北的物流交通不如内蒙古便捷，南北交流相对受限。

因此，山西的转型之路相较于内蒙古和陕西而言更为艰难。不过，在过去几年，山西省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引领下，大力推动转型；同时借助大秦铁路、朔黄铁路、瓦日铁路等运煤专线和黄骅港，加强了与中东部地区的物流和经济联系。更为关键的是，山西的转型重点在于持续升级煤炭开采、加工及煤机材料等产业链，以保持市场竞争力。

《能源评论》：2025年收官的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主要解决了哪些问题？

韩文科：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旨在解决山西“一煤独大”的难题。该试点按照“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要求，从多个维度推进变革。就目前的成果而言，基本达成了预期目标。

如今，再说山西“一煤独大”已不太恰当。这一标签虽尚未彻底摘除，但山西已基本摆脱其影响。非煤产业的占比日益提升，煤炭清洁化程度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再加上低碳、零碳矿区的建设，整体转型成效显著。

《能源评论》：在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中，哪些地方的实践值得关注？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韩文科：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同和吕梁。

大同过去是“煤都”，其下辖的灵丘县过去依靠小煤炭、小炼铁、铁合金等高耗能产业推动经济发展。在能源革命试点启动后，这里探索出两条发展路径：其一，深挖本地新能源潜力，发展屋顶光伏，开创与农户共建模式，就地开发可再生能源；同时，利用山区风电资源优势发展城区清洁供暖。其二，建立省级绿电产业园区，并与大数据产业相结合，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灵丘地处太行山与恒山的交会处，气候凉爽，为数据中心的运营提供了天然的冷却优势。紧邻京津冀的区位条件，使其能够快速承接核心区域的算力需求。因此，在过去几年里，灵丘积极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还打造了“大数据专业镇”。绿电产业园主要是为灵丘大数据中心的用电提供保障，据悉到2025年，该产业园的绿色电力供应规模将达到20亿千瓦时，二期预计将扩大至40亿千瓦时。

吕梁既是革命老区，也是产煤大区，煤炭产量位居山西省第二，许多县市都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经济自然形成以煤炭开采加工为主的格局。近年来，其绿色转型的步伐也相当大。一些过去发展滞后的贫困县，如今通过建设绿电产业园、绿电直供联供等方式，构建区域性微电网，增加绿电供应，吸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并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升级。当地铝业规模较大，过去依赖煤电，如今改为绿电支撑，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同时，吕梁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不少非煤非铝产业。焦炭、煤炭加工等传统产业也开始进行结构调整。“十五五”期间，这里将着力优化煤化工结构，最为关键的是以能源革命行动为契机，增加绿电供应，引领高耗电、高耗煤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能源评论》：“深化能源革命”是山西省“十五五”期间的目标任务之一。如何切实实现这一目标？

韩文科：我认为需关注两个方面。

其一，将新能源发展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过去一两年，山西精心打造了13个绿电产业园，这些皆是由省里挂牌并督导的项目。为何要建设绿电产业园呢？山西作为煤炭生产大省，原本就布局了铝业、焦化等高耗能产业。如今，借助绿电产业园为这些产业配套供应绿色电力，既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使其迈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发展方向，又能培育新兴产业。

其二，推动城乡能源使用的清洁化。农村不少地区过去烧煤，后来改用天然气，但因补贴问题，部分地区的农民难以承受费用。深化能源革命的意义在于提供更多可替代的能源方案。这些方案不仅要清洁，还须具备可持续性。过去几年，山西在这方面已开展了诸多试点工作。接下来，要构建乡村综合新能源网络，将风能、太阳能和储能技术结合起来，让能源革命切实惠及城乡。

此外，还需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推动电力市场建设，尤其要充分利用电力市场形成合理的电价。

1月20日，山西定襄北关工业区一家设备企业内，热处理车间的智能化生产线正在运行。

从“快速推进”到“精准施策”

《能源评论》：2026年是“能 耗 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的元年。资源型地区将面临哪些挑战和压力？

韩文科：首先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山西传统产业占比较大，钢铁、铝业、煤化工、发电等行业能耗高、排放高。若不进行转型升级，不仅GDP难以做大，万元GDP碳排放也难以降低，在碳排放“双控”的要求下，压力更是巨大。因此，必须借助新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GDP增长的同时，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并增加绿色能源供应。具体来看，一个可行的思路是发展绿电直连，将清洁能源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推动这些高耗能产业朝着绿色、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

其次是能源供应转型的压力。以前绿色发展步子很大、速度很快，但现在要进一步精耕细作。过去能源供应主要靠煤炭、煤电，如今需向清洁能源转型，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任务。然而，转型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在体制机制方面，如何与电网协调？绿电应与哪些产业结合，发展何种新业态？这些都需依据当地资源、人才、企业聚集度和市场情况进行谋划，同时还需与周边省份协同合作，否则可能会陷入“内卷”。

实际上，这两方面压力相互交织。传统产业转型需要绿电提供支撑，能源供应转型则需通过绿电产业园等载体来落地实施。最终都要聚焦到碳排放“双控”上：既要控制碳排放总量，又要降低碳排放强度。只有统筹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才能实现GDP增长与碳排放脱钩，达成“十五五”深化能源革命的目标。

《能源评论》：零碳园区是不少资源型地区推进绿色转型的重要载体，如何推动其落地？

韩文科：零碳园区的确是资源型地区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载体。要使其真正落地实施，需先明晰当前试点园区面临的几种实际状况，进而对症下药。

第一种是发展较为成熟的综合性园区。例如鄂尔多斯的一些园区，产值高且产业门类丰富，既有传统产业，又有新兴产业，本身极具吸引力。此类园区需依据国家要求，推动各个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严格控制能耗总量与强度，同时增加绿色电力供应，可通过多种途径达成目标。不过，这类典型园区的数量相对较少。

第二种园区占比较大，其一端是重型产业园区，其中高煤耗、高耗电的传统产业占比较大，如煤化工、煤电产业。这类园区开展零碳试点，关键在于探寻一条长远的发展路径，然后逐步实现零碳目标。此类园区减排工作已陷入困境，若现在不找出可行路径，后续将更为被动。

第三种则是产业较为单一的园区，比如仅布局光伏、风电产业的园区，虽清洁能源资源丰富，但产业结构单一。这类园区面临的问题是：并非拥有绿色电力就能自动吸引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落地生根，而且随着几年后全国绿色电力占比普遍提升，其现有优势将不复存在。因此，需思考如何实现产业多元化、如何选择接续产业、如何促进当地经济繁荣及保障就业、如何在区域分工和相互竞争的发展环境中找准自己的定位等问题。

所以，针对这三种园区，推进零碳转型的方法必定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产业发展与零碳目标必须紧密结合，要实现产业与零碳的双提升，不可偏废任何一方。

《能源评论》：如何借助机制建设，在绿色转型的同时打破“资源诅咒”？

韩文科：可以从制度、市场、开放三个维度协同发力。

一是建立碳管理基础制度体系，在“摸清碳家底”的基础上转向精准管控。开展碳核算、碳预算，把碳排放的底数搞清楚；建立重点企业碳账户，管住工业、农业各行业排放；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未来，河北为北京产业做配套的企业，若未核算产品碳足迹，相关合作将受影响。这些制度“十五五”期间要落实，国家政策有要求，但工业领域谁来管、农业领域谁来管，各地需结合实际予以明确。这套制度建立起来，转型才有基础。

二是用市场化手段推动能源转型。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减少行政配置生产要素和资源。山西电力现货市场的经验证明，电力市场要搞活，中长期期货、短时现货要结合，绿电通过现货市场能卖得更好。未来，要借助市场力量，让资源更加充分地跨地区流动，更多地或全面地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要素配置，减少体制管制型的浪费。

三是打破封闭格局，让更多先进经验得以落地。低水平重复、地方保护都是不利于转型发展的。未来，应进一步破除旧的观念，让全国范围内先进的东西在本地落地，让先进的做法真正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