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步学生到爱国记者，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南湖之畔，25岁的陈潭秋完成了人生中最完美的嬗变，并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从建党到牺牲，陈潭秋历任华中、东南、华北、东北、华南和西北党的负责人。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代表们因不知其牺牲噩耗，仍选他为中央委员，其功绩始终为党内同志怀念。

  在国家公祭日之际，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战士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

  成长于五四风云

  董必武第一次见到陈潭秋是在五四时期，他这样回忆这位小自己10岁的湖北老乡：“我第一次见到潭秋是一九一九年夏天。……刚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的潭秋来上海参观，经他同班同学倪侧天的介绍，我们见了面。由于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在上海期间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陈潭秋原名陈澄，1896年1月4日出生于湖北黄冈县陈宅楼（后改名陈策楼）。他的祖父曾是清末举人，终生在乡间教书；他的父亲是个农民，一生守田躬耕。他在兄弟姐妹10人（8男2女）中排行第七。尽管父辈家道中落，但还有能力供他上新式小学。

  1914年，陈潭秋进入武昌中华大学补习。1916年，又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陈潭秋带领英语部同学参加了5月18日、6月1日与6日武汉学生联合会组织的上街示威活动。5月18日下午1时半，武汉各校学生走上街头，其中武昌高师的200余人走在最前面。陈潭秋带领学生沿途散发恽代英起草的《呜呼青岛》《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等爱国传单，呼喊爱国口号，发表激励人心的演说。演讲时，陈潭秋在台上慷慨陈词，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台下各界听众潸然泪下，怒火满腔。

  6月1日的游行示威活动遭到军阀王占元的血腥镇压，酿成“六一惨案”。武汉学生联合会于4日通电全国，揭露反动军阀的暴行，同时决定派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

  这年夏天，武汉学生参观团前往上海，陈潭秋是成员之一。全国学联成立大会闭幕后，陈潭秋没有同学生代表一起返回武汉，而是决定留在上海作进一步深入的考察。从上海工人所体现出的坚定斗争性和团结精神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中，陈潭秋隐约感到了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在涌动，朦胧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由此也开始了他一生最伟大的转变。陈潭秋的同班同学王安庭曾回忆说：“我与他都在英语部，平日比较接近。我是黄冈县团风人，暑假他常到我家玩。……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期，才看出他很激进。……我们是去参观南京、上海的学校，等到上海罢工、罢市时，我们才回来，是五四后去的，时间不长。回来后，学校怕学生闹事，就很快地叫我们毕业了。”

  8月，陈潭秋一回到武汉，即邀集林育南、萧人鹄、刘艺祖等黄冈同乡，带着传单和演出道具回到家乡宣讲革命，演出自编小话剧，播撒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火种。

  创建武汉早期党组织

  董必武返回武汉后，陈潭秋立即从家乡赶来与他见面，商讨如何鼓吹革命、唤起民众。董必武主张先办普通中等学校的想法得到陈潭秋的赞同，陈潭秋在参加筹建学校的同时，还担任《大江报》《汉口新闻报》记者及湖北人民通讯社的记者，进一步加强与进步青年的联系。

  1920年3月，私立武汉中学在武昌涵三宫街南面小巷的前清支郡师范甲丙堂旧址正式开学。陈潭秋担任英语教师，协助董必武主持校务，是武汉中学的实际负责人之一。为便于辅导学生，陈潭秋住在学校里，与学生生活在一起，引导他们阅读进步书刊，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陈潭秋对进步学生说：“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懂得十月革命，就等于是聋子、瞎子，找不到路。”

  为锻炼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在陈潭秋的倡议和指导下，武汉中学成立了学生会，创办了《武汉中学周刊》，自编《武汉问答》，宣传进步思想，还举办过反对帝国主义专号。

  为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董必武、陈潭秋等发起组织了新教育社，成立了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和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办起了劳工学校、女子补习学校、识字班，平民学校、农民夜校等，创刊《新教育》，传播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理，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董必武、陈潭秋等又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黄负生、刘子通、施洋等都参加了这个研究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继加入了共产党。与此同时，董必武和陈潭秋又以武汉中学进步学生为骨干，于1920年11月7日成立了半公开的“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了大中学校的先进青年18人参加，由陈潭秋分管团的工作。

  在陈潭秋与董必武等的努力下，武汉中学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员，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陈潭秋还在武汉的大中学校建立读书会，组织师生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书刊，传播马克思主义。

  领导女师学潮

  一大闭幕后，董必武、陈潭秋回到武汉。中共武汉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陈潭秋分管组织工作。9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根据党的决定，同年冬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包惠僧任书记，3名委员中董必武负责财务，陈潭秋负责组织，黄负生负责宣传，下辖武昌、汉口、江岸、徐家棚等几个支部，区委会机关设在武昌黄土坡下街27号。在董必武、陈潭秋等的有力领导下，湖北省的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到大革命时期，成为中共党员最多的省份。

  当时，陈潭秋曾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任教于湖北女子师范学校，这位“麻辣教师”发动学生反封建、剪短发、读新书，并教育学生：斗争要讲策略，行动要有步骤、有计划，要争取大多数同学。在寻找到革命信仰的这一年，陈潭秋也在革命中邂逅了自己的爱情，“女师学潮”中的骨干徐全直（湖北沔阳人）加入了共产党，以她的坚强、勇敢深深吸引了陈潭秋——不久，二人结为革命伴侣。后来，徐全直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交通员等职。

  为了冲破湖北教育界封建守旧派对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禁锢，陈潭秋领导了震惊武汉三镇的女师学潮，斗争持续了8个月之久，终于迫使当局解除了反动守旧的校长之职。在女师学潮的影响下，湖北省立一师、武昌高等师范等校学生赶走了代表旧势力、阻碍新潮流的校长，荡涤了湖北教育界弥漫一时、令人窒息的腐朽之气，引来一股清新的春风。

  1922年秋，武昌高等师范附小高小五年级来了位级任导师。来者浓眉大眼，满面春风，又透出一股正气，一见面就让人觉得可敬可亲。来者就是陈潭秋。他在担任教师公职的同时，领导着湖北地区党的工作。他的活动基点，就设在武昌高师附小内。他以学校教师为职业掩护，一面领导湖北地区党的工作，一面传播革命思想，发现并培养革命青年。

  董必武曾回忆说：“潭秋一参加党就拼命干。湖北党的工作主要是他负责。他以教书作为公开职业，秘密从事党的工作。他除在武汉中学任教外，还在高师附小教书，并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住在那里，所以武昌高师附小有一个时期简直成了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

  讲历史课时，陈潭秋讲不要仅从历代帝王的更迭来看待历史的演变，而要从经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来考察历史。他给大家讲解社会发展史，告诉学生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他知识广博，口才又好，深入浅出地讲的革命道理和社会知识，让学生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

  “二七”大罢工的烈士林祥谦的事迹天下传扬，而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正是陈潭秋。1922年以后，陈潭秋以记者身份经常深入工厂和京汉铁路，调查疾苦，并办工人识字班，写过《汉口苦力状况》《武汉五局工人状况》等调查报告，发表在《新青年》等刊物上。

  当时刚刚由包惠僧介绍入党的工人项德龙（后改名项英）向他汇报，说江岸机器厂有一个青年工人林祥谦在同伴中好打抱不平，威信很高。于是，陈潭秋便约他见面。

  出身贫苦的林祥谦当时在社会上一直被人看不起，想不到一个大学毕业的记者能来见自己，还主动提出交朋友，很是感动。陈潭秋便经常与他促膝谈心，从工人为什么受压迫谈起，直讲到只有实行共产主义才是最后解放之路。林祥谦有了阶级觉悟后，要求加入党组织，并和项德龙等出面组织建立工人俱乐部，并担任江岸分工会委员长。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陈潭秋代表党组织以新闻记者的身份随武汉代表团前往郑州，参加成立大会。由于军阀吴佩孚的阻挠和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移至武汉江岸办公。2日，武汉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听取了陈潭秋的情况汇报，决定派陈潭秋参与领导和协助京汉铁路总工会临时办公处的工作。

  4日，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开始了。按照总工会的布置，郑州、江岸、长辛店分别于9点、10点、11点宣布罢工。长达1200余公里的京汉铁路，3小时内，3万工人一致实行全路总同盟罢工。陈潭秋等发动武汉的工团、大中学校学生以及新闻界、妇女界声援罢工斗争，并于6日在江岸召开万人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随后，军阀吴佩孚派兵镇压，林祥谦被捕后拒绝下复工命令而遭杀害。在军队包围江岸工人俱乐部，外面枪声大作时，组织者之一的陈潭秋让其他同志转移，自己率几个工人坚持到深夜才撤离。“二七”斗争虽然失败，但史册上留下了他们的姓名。事后，陈潭秋遭通缉，转赴安源，同李立三、刘少奇等一起领导工人运动，分管宣传和青年团工作，先后当选为青年团安源地委委员和委员长。

  6月，陈潭秋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二七惨案”的报告，对这次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会后，陈潭秋返回安源，一如既往地重视对工人及其子女的教育，为安源工人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

  “伤痕是战士最光荣的勋章”

  1935年以后，陈潭秋无论走到上海、莫斯科、新疆，与他见面的人都会发现其右耳缺损了一块。在血与火的年代里，人称“伤痕是战士最光荣的勋章”。据有些老同志回忆，他们与陈潭秋第一次见面，看到他头部的伤残便马上肃然起敬，知道这是一位弹雨中冲杀出来的老战士。

  陈潭秋作战负伤，是在1935年2月从闽西突围的途中。红军长征后他留在江西瑞金，面对国民党军日益紧缩的合围圈，一再主张尽快分散以开展游击战争。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经过一段迟疑后终于同意，陈潭秋便与谭震林带一个加强营翻越武夷山西进。一路上连遭敌正规军和民团的截击，在上杭附近被包围。此时营长牺牲，陈潭秋便挥枪指挥战斗，被一颗子弹打中右耳，滚下悬崖时又摔伤了头部。经20天且战且走，才到达闽西的永定境内，带伤与谭震林、邓子恢一起组织游击战争。

  一天拂晓，他们的驻地被敌“清剿”队包围。陈潭秋主动要求带领一个警卫班掩护，让其他领导人率大部队冲出去。突围开始后，他先举枪连续开火，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待大部队脱险后，陈潭秋才率身边的战士突围，结果这一个班在山边全部牺牲，他自己躲进一个山洞才幸免。

  随后，他在当地群众掩护下找到闽西党的负责人，并转往上海治伤。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入莫斯科列宁学院研究班学习，并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特殊”的七届中央委员

  1939年5月，化名徐杰的陈潭秋奉命回国，在新疆接替邓发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共产党员一起，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42年夏，新疆军阀盛世才勾结蒋介石，撕下了“拥共”的虚伪面具，推行白色恐怖。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大家让陈潭秋第一批走，他却说：“我是这里的领导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没有撤离，我就决不能走！我先走，就等于是战场上的逃兵！”老部下郑瑛离开时，陈潭秋将伴随他3年的毛毯送给了她，并恳切叮嘱：“我把这床苏联朋友送我的毛毯转送给你，一路上挡挡风、保保暖，祝你顺利到达延安。”然而，这一分别竟成了他与郑瑛的永诀。如今，这床特殊的毛毯珍藏在陈潭秋故居的纪念馆。

  9月17日，盛世才派军警特务以“请客”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等5人软禁起来。随后，重庆派来的国民党特务和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打手连续数十天对陈潭秋施以重刑，抽皮鞭、压大杠、灌辣椒水、坐“坦克”、站火炭，同时采用“车轮战术”，不分昼夜对他审讯。他们一会儿把他拖进极冷的深堂受冻，一会儿又把他推进火房烘烤，然而这一切酷刑都没能令陈潭秋屈服。

  1943年9月27日深夜，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黑夜浓稠如墨。盛世才为谄媚于蒋介石，将陈潭秋秘密处决。为防止枪声惊动四周，刽子手在迪化第二监狱用棍棒打昏他，残忍地用麻绳将他活活勒死，再拍下照片交前来联络的宋美龄带回重庆。

  1945年6月9日，中共七大在延安选举中央委员会。选出44名中央委员，排名以选票多寡为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祖涵（注：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已不在人世的陈潭秋名列第12位。

  陈潭秋这位特殊的七大中央委员虽无缘见证中共七大召开的盛况，无缘参与七大党章的制定，但他用自己的生命给什么是共产党员作了最生动的诠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潭秋的遗骨被安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南郊烈士陵园。董必武题写了墓碑“陈潭秋烈士之墓”。2009年9月，陈潭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